【原】刘德元︱川江义渡及其移民文化

在我国交通运输尚不发达的古近代，江河水运是最为重要的运输形式。本文以明清以来的史志、谱牒资料为佐证，重点阐述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七大水系在四川（重庆）段境内的义渡情况，一是阐明义渡设置与资渡建设和文本记载之间的关系，二是探索义渡船只和渡口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三是说明川江义渡的设置与移民文化有关，旨在弘扬和留存江河义渡的江湖义气、人文历史和乡愁记忆，并在续修地方志中加以点校、利用和传承。

义渡及其衍生的渡口文化，在我国内河水运史上具有数千年历史。四川是千河之省，古近代，境内外交通主要依赖水路。其中最为重要的河流即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七大水系之关津水道，分布着难以计数的渡口码头。这些渡口码头将这些区域、流域中的各地相互通联，水陆互换，人的有关交际，即从津渡开始。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移民的大量入川、义渡的广泛设置和渡口文化的记录成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整合社会、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重要依托物。

一、义渡设置与资渡建设和文本记载

（一）义渡的设置体现区域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归属感

古近代，四川大小河流上架设有桥梁的地方不多，人们过往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渡。渡，又分义渡和资渡（资渡又称私渡）。四川江河义渡的设置体现了水上交通与社会整合的过程和结果，同时也是管窥人们社会交往和资源整合的重要窗口。

在古近代的四川历史上，江河义渡多于资渡。何谓义渡，顾名思义，义渡就是不收费的渡口；资渡就是收费渡口。查阅资料可知，四川的江河义渡兴建时间大多是在明代中期及以后，这与学术界所认同的明末清初四川移民社会整合完成的时间大体一致。

清代四川文献中以士商和家族名义设置的义渡很多。如流经广元市朝天区的嘉陵江河段，曾有义渡8处，分别是：烟灯、三滩沟、谢坝子、朝天、明月峡、观音坝、白虎、飞仙关。三滩间有两座渡口。大滩渡位于朝天区大滩镇，北宋末年，衣冠南渡，士绅范可义在这里置木篷船义渡，并有义田10亩为义渡开支。至明万历年间，渡口及码头进行了重建。到了清代中后期，义渡船增至4只，义田增至20亩。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二十一日，著名红学专家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过此记载：“俗传奉使经此者，辄逢感涨。余轻舫经渡，仅历炊许时也。”(《入蜀驿程记》)说明过渡还是比较顺利的。

又如广元昭化桔柏渡，此渡位于嘉陵江、白龙江与清水江三江交汇。《桔柏渡记》碑文这样记载：“吉柏渡，义渡，公家船，行人往来不使一钱。一人一刻毋得留难，欢喜大于天。安得济天下兮，有如此船，好官保之千万年。”清光绪年间，桔柏渡有义渡船二只，船工及养船经费由官方负担。但遇洪水、大风等天气即停摆渡。清代四川名士李调元之父李化楠《桔柏渡》诗就记载了待渡的情况：“浪头两日风色恶，行人欲济还惊愕。人多船少不得渡，争先拥护喧呯訇。清晨坐至日沉西，一舟横驾水云低。”诗中言明，刮大风，人多船少，拥挤喧哗，待渡两日。到民国24年（1935）川陕公路修通之前，桔柏渡仍是必经关津水道，且为义渡。1949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一部从广元乘船而下，从桔柏渡登岸入城，昭化解放。

再如涪江三台县段的中河渡，是涪江流入三台的第一津渡。民国《三台县志》卷二记：“先系舟子自渡，行人不便，民国十四年梁凡久募资生息，立为义渡，渡工靠义地8亩维生，如遇红白喜事或牲畜过渡，只给少许过河费。”新中国成立后，该渡有木船1只，仍为义渡，1962年收为水明6村集体经营。

宜宾市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穿越境内，支小河流纵横，除三江外，可通航河流就有13条之多。从明代开始，即有地方绅士在关津设置码头，造船义渡。资料载，宜宾津渡多以义渡或者义渡、资渡共营。何以义渡、资渡共营，即平民（生员）过河不收费，商人及携带货物、牲畜过河收费。或曰：“以渡养渡”。民国37年（1948）宜宾渡口分布如表：

岷江渡

长江渡

金沙江渡

义渡多为乡绅或商人所设。如位于沱江自贡段的牛佛渡镇，是沱江流域著名的商贸巨镇。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牛佛渡有义渡船2只，至同治年间已远不能满足运送需求，地痞设资渡小船把持渡口，敲诈勒索，雁过拔毛，行人苦不堪言。自流井盐商家族王三畏堂、李陶淑堂和当地士绅见此情景，深感忧虑，遂于同治六年（1867）四月初四，在王朗云先生首倡下增设义渡，北岸地主金宗祠、东岸地主喻集庆等积极响应，自愿将私家码头用作义渡码头，任随义渡船只停泊起载。以王三畏堂盐商家族为首的绅商共捐银1万余两，制造义渡大船14只，船上写明“义渡”“不取分文”字样，白昼轮载，夜间派两人听渡，以应急需。义渡设立后，工资船费等需用甚巨，且时期久远，因此对于经费来源，义渡章程中载明了确保义渡永续运行的办法，即主要通过绅商捐资，设官斗、官秤酌取斗资、秤钱等方式补充义渡经费。除绅商捐款外，还有当地庙会兴办的义渡，民国时有渡船8只，渡工8人，其经费由川主庙、王爷庙、火神庙、南华宫、禹王宫、万寿宫6庙（宫）轮流资给。义渡的设置，极大地方便了两岸民众和过往商旅。因义渡闻名，招来更多客商，进一步促进了自流井及牛佛地区的商贸发展，川盐东运也获得极大便利。牛佛义渡自清同治六年（1867）间始，止于20世纪50年代初，存续80余年。

▲古代义渡（射洪青堤） 徐平／拍摄

此外，如涪江射洪段有“税公济渡”，乃乾隆十九年(1754)“射洪税姓商人捐募，买义渡田一股,年租三十石。”沱江内江段“东林义渡，船二只,张姓置。”可见，义渡由某些家族提供船只及其经费，有些还以家族姓氏命名。如李家渡、赵家渡等。渡口修建和运营后，既可以作为族产，又可以作为家族荣耀使新家族在区域社会中立足，以图发展。故而，清代四川所修撰的族谱中，对家族设置义渡等情形也多有记载。如资州水南渡，“清顺治时只有小舟一只，乾隆时大族廖氏施义舟三只，乡人更设义舟二只，又永庆寺僧定慧施田地五分，作渡夫岁需工食之赀（资）。”（《廖氏族谱》）由此可见，以家族的名义修建义渡成为彰显家族实力、标注区域社会中的存在感和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移民、土著与地方僧人共同捐建义渡，充分体现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上的高度一致和对区域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归属感。

（二）资渡建设与文本记载

与义渡不同的是，为了保证津渡的正常运行和既得利益，有的商人、士绅等也会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在商贸繁华的城镇河段设置资渡，并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设首事、账房，经营渡产、监管渡夫。首事者（通常为本地生员）负责文墨和与暑衙（官方）之间的通联，账房即会计。资渡建设成为士绅与宗族势力控制水上运输的工具，并且资渡往往和集市结合，士绅通过对水上运输的控制还可以达到对本地市场的操纵，从而维护本地的商业利益。比较而言，民间收费的资渡很少录入地方文献，而关于义渡一般都有较详细的记载，除了渡口名称、位置，资渡的主体也予以录入，不乏有关赞颂资渡设置者美好品行的词句，有些渡口码头还有碑记、刻石，详细记录其修建情况，以及乡民赞誉、官方奖励等。此举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仍在效法。

二、义渡船只及其渡口文化

（一）义渡船只的安全性能及形制打造

俗话说，隔山容易隔水难。历代以来，四川的江河义渡或通过政府出资、或地方士商捐集等多种方式造修船只，保障官民过渡。如民国刘锡纯纂修《重修彭山县志·津梁》载：“嘉庆十一年，署令史钦义奉设江口渡船六只，每船六桡，长六丈，阔六尺，厚一寸九分。定例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一年拆造。每逢拆造，详请动支司库银两，每只银二十五两三钱一分五厘。其水手挠夫工食银岁支地丁银报销。”从记载可以看出，岷江彭山段江口共设六只船来往撑渡，船只修造、培补和挠夫的管理、薪水都有一套成熟的机制。

在船只造修方面，四川外国语大学杨文华教授在他的《清代四川民间义渡的社会功能整合》一文中认为，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渡口木船制造技术和设施都首先出现在四川江河流域，如防漏水的水密舱技术、过滩的滚干箱、抹擂放吊设施等。义渡船只造型奇特，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记录有乌江上的歪屁股船、长江上游的五板船、嘉陵江上的当归船、涪江上的牯牛船、沱江上的乌篷船、釜溪河的歪脑壳船等。这些船只的形制不仅适合津渡往返，亦可用于远航，以应对河床坡降大、暴涨暴落的江河航道。昔日民谣“船小好调头”说的便是航行在川江上的这些“浪里白条”小船。比较有奇的是，四川江河木船多不用锚作为锚碇工具，而是多用船桩、竹篙、绳索与石鼻，这是我国内河水运中少见的。如嘉陵江广元一带的当归船，因河道磁性物质太多，木船不用铁钉而用竹钉，这在我国水运史上也属罕见。

（二）四川江河渡口孕育出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帮口文化

因为四川江河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上文人们对四川江河历史文化也多有记载和描绘。其中，由渡口码头而催生的帮口文化现象独具特色，影响深远。

1.帮会组织。渡口码头是行船的起点和落脚点，船夫集聚，商贸繁荣，木船航行的地域性、船工的地域性都相当明显。而繁忙的运输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又需要群体维护，由此产生大量船帮组织。据《四川内河航运史（远古—1949）》记载，四川江河船帮组织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就有大河八帮、下河十一帮、小河帮等。总的来看，四川江河船帮一般可分成地域性船帮和行业性船帮。行业性船帮比较简单，就是根据主要从事行业的不同来区分。地域性船帮又可按船主地域、行驶河段、船只类型划分，每一个帮都有帮首，多称会首或客首，多为袍哥老大，而且与地方官府关系密切，形成一个亦官亦商亦民的帮会组织，在地方事务上有很大影响。如川南宜宾三江口，典型的金沙江、岷江至合江门都设有码头，旧称“六渡八帮”。六渡（指渡运和短航）北关渡：包括安阜至北门横渡，杨湾至二坎子横渡以及喜捷思波的揽载。东门渡：包括杨四楼至凉江沟横渡，东门口至豆腐石横渡。合江门渡：合江门至白沙湾揽载，合江门至后营门揽载。下渡口：大南门至下渡口横渡，大南门至超滩横渡。中渡口：中渡口至小南门横渡，新码头至潼关横渡。上渡口：上渡口至小较场横渡，以及至马门溪、石门子、高庄桥、黄村嘴、锅巴溪揽载。八帮（指长航码头，即帮会所在地，俗称帮口）干货帮：主要停靠沿金沙江从云南下来装运干货、土特产的船只，帮口在潼关。成都帮：主要停靠从成都、金堂、乐山沿岷江下来的、装运烟叶及其他土特产的船只，帮口在柑子湾。五板帮：由五板小船组成，专为大船打驳装载，帮口在春畅坝。叙渝帮：帮口在银珠巷，由宜宾至重庆的货运船只在此停靠。叙泸帮：停靠宜宾至泸州的货运船只，帮口在土桥子。竹木帮：专营竹木筏运，帮口在王爷庙。盐帮：其船只专门从事五通桥盐道的运输，帮口在会仙桥。嘉阳帮：专门停靠从岷江河口下来的运煤船只，帮口在二坎子。此外，还有专门从事码头装卸的力行帮、从事短途转运的二杆子（棒棒军）和从事码头客运的轿行帮等等。宜宾江河船帮对当地社会融入之深、影响之巨可能也是其他地区少有的。

2.码头特色。由于当时的大宗货物大多依赖水运，渡口码头的重要性在运输中地位很高，往往成为传统城镇经济核心区所在，再加上河道两边多基岩，码头多有坡度，这就催生了四川江河渡口码头景观的独特性和相应社会建构的复杂性。四川江河码头的陡直梯步、石鼻、石桩、季节棚户、临江城门、江岸囤船、船工王爷庙、移民会馆等景观相当有特色。

▲渠江上的渡口 徐平／拍摄

3.码头江湖。由于四川江河渡口码头往往是城镇的经济核心区，所在渡口码头附近店铺林立，各种社会势力汇聚于此，除了地方政府的影响外，近代哥老会、商会和移民帮会的会首、城门的门头及地痞流氓齐汇一地，这就出现了社会意义上的“江湖”概念。所以，由此延伸出来的“闯江湖”等都是与四川江河历史上的渡口码头文化紧密联系的。

4.河道戏剧。四川传统戏剧中，川剧内部按“河道”来划分流派的有资阳河（沱江流域）、上河道（成都府南河）、川北河（嘉陵江四川段）、下河道（长江重庆段）。这在我国其它戏剧流派中是没有的。

5.救生船的出现。四川江河流域航行艰难险恶，失事率高，也催生出救生红船制度。如西南大学蓝勇教授在他的《历史上的川江水运及其水运文化》中，对我国救生船的出现就有考证，他认为：我国最早的救生红船产生于明代的川江流域，在清代救生红船发展很快，川江流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内河救生红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救生红船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对救起人员发放路费，对无名死者立碑安葬，而救生水手除基本的工食银外，还计件给予奖励，可见其公益救生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了。

三、川江义渡与移民文化

川江，从广义上说，泛指四川（含重庆）境内的大小河流；从狭义上说，是指长江宜宾至重庆段，上段称蜀江，下段称峡江。

（一）部分移民在途中所遭遇的过渡困境，是促成移民定居后设置义渡的主因

明末清初，因战乱及种种原因，四川境内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清政府为恢复四川经济和发展人口，采取移民实川政策。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政府颁令：“凡他省民愿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子弟入籍考试；凡流寓之人，准所垦荒地给为永业，发给照票（即土地使用证）。”此一时期，福建、两广及湖南、湖北等省份的闲散农民，或经政府动员安置，或是自愿移民投亲，在康乾时期形成一股新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携家带口，爬山涉水，分期分批地迁往四川。途中如遇汛期，有的待渡数日，以期洪水退却，寻船渡人；有的船行江中遇险，船毁人亡。据清洪良品的《巴船纪程》记载，康熙七年（1668）五月初七，福建长汀移民魏氏一家七口，移民途中行至巴东遇雨待渡,两日后船过清江倾覆，一家七口遇难。四川隆昌郭氏始祖郭孟四（秀才）在明洪武四年（1371）从湖北麻城入蜀，启程时间是洪武四年四月初六，到达隆昌云顶“落担”时已是八月初六，“行程一百二十有奇”。郭孟四不愧是秀才出身，两头掐算，六六大顺，一路上“过九溪三江，夜宿河边，水陆互换，夹道竹林连绵数十里，居人斧斤狼藉以供樵爨，濑、湍之险，一俱往矣”（《郭氏族谱》）。移民迁徙，大多是举族出走，或同乡偕行，在落担地形成了一个个新的聚落，这便有了一种精神的向度。如在宜宾县北部的浅丘地区，大量来自湖南的移民家族在此开垦，逐渐形成了以永兴场、邱家场、王家场为核心的湖南移民聚居区，并在越溪河下游的宣下乡、隆兴、观音、徐家场一带的溪涧地区，设义渡4座。另从文献记载看，在清代四川文献中记载的300余座义渡中，其中就有200余座义渡是移民所建。特别是地处川东南沱江流域，是移民（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区域，据《四川内河航运史（远古—1949）》“渡口·码头”条记载，仅沱江干流金堂至泸州段即有渡口码头67座，其中由移民兴建的义渡有42座。清道光《保宁府志》卷10《舆地志上·津梁》载：“兰草渡，乾隆中客民曹锡武置田给费。”类似记载有40余处。清光绪《资州直隶州志》中记载资州有义渡6处,其中3处为广东移民设置。

综上来看，这些移民一旦“落担定居”后，生活安定下来，在完成与土著社会整合和新乡土认同的形成后，但凡居住在江河溪流沿岸的移民，大多会在集镇或者过往频繁的水边设置义渡。这些义渡的设置，从情理上讲，一方面是因为移民在途中所遭遇过的过渡困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当然，这还得看移民实力。

▲涪江上的渡口 徐平／拍摄

（二）移民家族的兴起，是移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

明末清初的大移民，不仅促进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了当地的交通出行条件，同时也促进了移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移民家族在落担发迹之后，十分重视移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如从湖广移民内江椑木镇的陆尊韦一族，定居后因经营糖业发家，乃不忘“族修谱襄厥事，设义渡、造渡船以及修道路诸义举无不勉力为之。”其第陆绍基“尝于水岸渡口独造石栏杆，计长三十丈，行人无坠水之虞，其余修族谱、葺道路，设义渡，皆乐输靡倦，至今尤称颂不衰。”（民国《内江县志》）。又如四川成都地区，明末清初汉族移民大多为客家人。在数十年的移民流动中，这些客家人在磨底河、清水河两河地域内，发展成互相媲美的几大家族。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有磨底河边的岳家桥曾氏家族，仁里桥的刘氏家族，郎家桥畔的钟氏家族、戴氏家族，谢家祠堂的谢氏家族，化成桥的周氏家族以及与清水河相望的陈氏家族等。这些家族在重振家声的移民情结激励之下，经过插圈土地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培育子孙，逐渐殷实富裕起来，于是设义渡、建宗庙、兴祠堂、设会馆、修族谱，成了当地公认的望族，进而也促进了移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移民家族又是移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上种种，从更宽阔视野来看，古代移民既是人口流动的一个现象，更是一趋动力。无论是战乱兵燹，自然灾害，还是出于国家发展规划，安置闲散流民，或是自愿申请移民投亲都不免会发生许多悲喜剧，但更不能否定的是，移民确乎在客观上起到了疏导人口、开发蛮荒、发展生产、平衡经济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就当下而言，尽管这些义渡随着近现代交通建设的发展而消失，但其留下的历史遗址、遗迹和移民文化，在巴山蜀水间，仍会吸引着我们去聆听历史的悠远回声。

四、结语

总之，基于上述对川江义渡和移民文化的考察，四川的江河津渡（义渡、资渡）起步很早，但从现存资料看，广设义渡是在明清时期，四川移民文化的形成也是基于此时。笔者曾参与《四川水运史（1949—2015）》的编纂，就参考《四川内河航运史（远古—1949）》查到的资料而言，涉及津渡以及水运文化（包括移民文化）的个人著述有宋代陆游的《入蜀记》，清代洪良品的《巴船纪程》、唐炯的《沿川滩规》、谢鸣篁的《川船记》、傅崇矩的《江程蜀道现势书》等。地方志方面，专志记载水运（津渡）的有明代吴守忠的《三峡通志》，清代罗缙绅的《峡江救生船志》、陈登龙的《蜀水考》，民国时期史锡永的《峡江滩险志》、李元的《蜀水经》等。其余凡属明清及民国时期编纂的史书、志书、个人著述以及家族谱牒等，对义渡、资渡和移民文化或多或少都有涉记。由此不难看出，名人著述和地方史志对江河津渡的记述，一方面是官方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新兴的地缘关系与地缘社会认可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这些关于义渡和移民文化的记载无疑有利于强化地区意识，增强移民对居住地的自豪感和文化认同，形成地域性榜样与权威，同时在弘扬和留存江河义渡的江湖义气、人文历史和乡愁记忆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并可在续修地方志中加以点校、利用和传承。参考文献：

1.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远古—1949》。

2.四川省航务海事管理事务中心《四川水运史（1949—2015）》。

3.杨文华：《清代四川民间义渡的社会功能整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4.蓝勇：《历史上的川江水运及其水运文化》光明理论202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