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消失的神秘民族——濮人|濮人

一、濮人的族属及文化面貌

濮人是西南地区较为古老的族群，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濮人已经是众多方国中的一支。关于濮人的族属，历来说法较多，有濮人为僰人、越人、僚人等说法较为流行。但综合文献记载而言，“濮”应该并非指一具体的民族，而是对西南地区具有某种相同习性民族的泛称。童恩正也指出，“濮人在古代是泛指一大的族系”，“所以其内部又包括着相当多的民族集团”[i]，因此又有“百濮”之称。顾炎武撰的《肇域志》中已有明白记述：“粤稽五典，已见三苗，及乎夏后殷周而降，或称万国来朝，而南方乃有百国，是为百濮：鄯阐国滇池，昆弥国大理也，勾町国临安也，牂牁国乌蒙也。”汉代学者孔安国也称：“濮……有髳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清代学者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评论：“百濮者，犹百粤也。言其多，非一迹之可循，一隅之足指，故谓之百。今百粤即合浙、闽、两广而并称之，而濮亦楚、蜀、黔、滇而以百名，想复同之尔。[ii]”这样的说法，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提及的重要民族夜郎、靡莫之属、滇、邛、巂、昆明、徙、筰、白马等，却未提及“濮人”，皆源于“濮”为泛称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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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为泛称，越亦有泛称之意，文献中，存在着二者通用的例子。《华阳国志》中，既称西南民族为“夷越”，同时又称“夷濮”。如，《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同文中又有记载：“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濮”；“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夷越”与“夷濮”，均指称西南地区的族属，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濮人是否就是西南地区的越人？虽然二者在名称上有共通之处，但仅凭此，却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结合文献以及考古资料来看，二者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不是同源，也在文化上也具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人“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而滇、夜郎、靡莫则“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夜郎为濮人，这在学界已无太大争议[iii]，因此推论濮人与越人一样，也应是定居的农耕民族，但“断发”与“魋结”却不相同，也是两族的差异性所在。从葬式上看，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商周至战国早期，都流行土墩墓的形式，发现土墩墓数量巨大。这些土墩墓，有一墩一墓、一墩多墓等多种形制，具有平地掩埋、堆土不夯、封土成墩的特点。在滇东高原的曲靖八塔台墓地，也发现较大的土堆，虽然报告未提及是土墩墓，但根据报告的剖面看，封土分层，墓葬居于每层土中，可能是一层一层向上堆叠，最后形成大的封土堆。二者在形制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材料的局限性，尚不能进行更加细致对比，只能做一个大体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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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的瑞安、苍南、平阳等县，发现了以石块堆叠而成的墓葬，报告称之为石棚墓或者大石盖墓，多用板状石块紧密埋立形成三面壁体，一面空出，底部以卵石铺底，随葬的器物中，兵器与工具占有很大的比例，且所出器物具有较明显的时代差异，[iv]因此推测，这种墓葬存在二次葬的可能，并埋葬多人，经过长时间的使用。由于这种形制的墓葬，在浙江地区发现、保存较好的仅余6座，因此未能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墓葬形制、葬式，以及陪葬大量兵器与工具的做法，都与西南地区，尤以云南发现的“大石墓”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云南祥云红土坡、宾川、弥渡苴力等地均有发现。祥云检村石棺墓底也是以石块铺成，报告称其使用的是“未经加工但规整的石块”拼成石棺，石棺与墓圹之间用填土夯实，并且其中的M1葬人在十人以上，“应非一次葬入”，并且人骨叠压，非常凌乱，是典型的二次葬式[v]。西川西南以及滇西的大石墓，是濮人的遗迹，童恩正先生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vi]。文献中较为重要的一条，是《华阳国志·蜀志》：“今有濮人冢，冢不开户，其穴多有碧珠。”在考古发掘中，上述地区的“大石墓”大致能与其吻合。如云南宾川古底石棺墓中，以两块或者三块石板构成墓壁，没有墓门，且有绿松石珠洒在墓底和人骨之间[vii]，与“不开户”、“多有碧珠”的文献记载一致，推测其为濮人墓葬应无太大问题。此外，具有吴越地区特色的“瘗埋器物”习俗，在西南地区亦有发现。如前文已推断为濮人墓葬的宾川古底石棺墓地，“发现有陶器、铜镯等击碎后撒入墓中”的情形，亦与越人相同[viii]。